在北京見朋友有多難

    在北京，見朋友是件困難的事情。

    9月的一個周六，我約半年多沒見的大學同學吃飯，當天上午8點多，一個朋友說來不了了，領導通知9點半開會。于是，我和另外兩個朋友吃了一個小時，買了一份糕點后分道揚鑣——他們要趕回家加班，一個寫工作報告，一個做PPT。

    一周后，我又約一位體制內的朋友看話劇?？赐旰?，我們就說再見了，因為她也要趕回去加班，看劇過程中她的手機仍然不停接收消息。

    我的朋友們越來越忙了。這讓我有點沮喪，因為我設想的朋友相聚，應該是坐在一起，不慌不忙，聊聊天，玩一玩。

    當然，這不能怪我的朋友們，她們也無可奈何。那位未能如約而至的朋友在教培行業工作，最近，受“雙減”政策影響，她所在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面臨關停，她是一名HR，最近正忙著和員工談解約。

    寫工作報告的朋友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，她說因為疫情，公司經營困難，年終獎沒了，她正考慮是否辭職。做PPT的朋友在一家國企上班，體制內的工作并不比體制外輕松。

    這半年，周圍朋友給我的感覺都是滿臉倦容、疲于奔波，沒有耐心去探討更深入的話題，關心公共生活。這或許與快速變化的環境帶來的動蕩感有關，因為疫情，不少朋友工資縮水，被迫跳槽。

    很多人被一種不確定感包圍，期待更穩定、踏實的生活。這種精神危機在我們這些遠離家鄉、到一線城市奮斗的青年身上尤為明顯。如果和家人住在一起，或許我們工作不順利、心理上感到孤單時，回家后就順口提了，但因為距離的阻隔，我會覺得，對父母訴說心事只會讓他們徒增憂慮。

    只能找朋友傾訴。但在一個忙于加班、見一面要花費1小時路程的城市，人們想維持深度的人際關系，獲得友誼的支持，已經力不從心。缺乏深厚的情感支持時，人的漂泊感加重，快樂感大打折扣。

    很多時候，我們投身于網絡，是為了尋求快樂和外界的連接，網購是為享受拆快遞時看到商品的新鮮感，刷短視頻則是迷戀虛擬世界的熱鬧和喧囂。我們還對工作抱有過多期待，放大工作的價值，因為這是我們在漂泊的生活中，唯一能抓住的東西。

    英國作家阿蘭·德波頓在其著作《工作的迷思》中提到，工作能夠轉移我們的注意力，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氣泡，“它會讓我們將無窮無盡的焦慮不安集中到一些相對渺小、可實現的目標上來，它會賦予我們大權在握的感覺，使我們有尊嚴地感到疲憊?！?/p>

    但如果工作過度侵入生活，我們將很難因為實現目標而幸福，而是淪為機器中一個齒輪，感受不到人的主體性存在。

    是時候反思我們的生活了。今年，不少互聯網公司宣布取消“大小周”，朋友說，有了完整的周末后，盡管偶爾加班，但她享受到了和男朋友去逛菜市場的自由。

    在減少工作之余，我們需要回歸日常生活，在大都市盡力構建小而深的關系，尋求精神的滋養。正如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里寫的，“要愛具體的人，而不是抽象的人，要愛生活，不要愛生活的意義?！?/p>

    我的朋友在這點上教會我很多。去年下半年，我去廣州采訪一位兼職說脫口秀的朋友，他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，薪水尚可，經濟壓力不大。但工作的意義更多是糊口，很多時候，他需要扮演自己不喜歡的角色，陪領導喝酒，說違心的話。

    為了豐富業余生活，他去看脫口秀，嘗試講開放麥。他每周講兩次，表演期間，將手機靜音，不允許任何人打擾。他說，最開心的時候是站在舞臺上講笑話、盡情地做自己，觀眾給他鼓掌。

    他所在脫口秀俱樂部的演員大多兼職，有編劇、學生、互聯網從業人員。有一名主業是律師的脫口秀演員，業余還參加演講比賽，組織律師朋友拍普法視頻，生活安排得多姿多彩。

    不久前，我參觀了一個朋友的家。他在東六環邊上租了一個空房，精心布置每一個物品，大到家電，小到綠植、墻畫。

    有些家居用品是在二手網站淘的，他因此交到了朋友。前幾天，他去賣家那里拿凳子，兩人聊起來，對方請他吃面，看他穿著人字拖，又送拖鞋給他。他也賣過窗簾，請買家來參觀自己的家，一聊發現是同行，還有不少共同好友，相約一起去攀巖、游泳。

    “真是美好的體驗?！蔽业呐笥颜f。很難說，這些關系是否能有更深的走向，但建立連接的過程，就是我們看見他人、感受生活質地的過程。我們也可以從微小的事物著手。比如，做一次手工、參加一次線下活動、拜訪一位老朋友，在具體的生活中去感受個體存在的主體性。

    對身處迷茫中的年輕人，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的建議是，多讀書，構建自己的精神空間，同時也了解自己在歷史中的方位，和世界形成一種“建設性的關系”。對此我深以為然，因為這能讓我們看見自己在時代中的位置，思考我們是誰，我們希望過什么樣的生活。

尹海月 來源：中國青年報